晨会是在早饭过后开的。说是“会议”，其实就是在院子里摆了几张板凳，围成一圈。太阳刚爬上墙头，照得那些刻了字的青砖泛出温润的光，像老玉。

贾玉振坐在最中间，手里捏着根没点的烟。他看了看左边：王墨水坐在条凳上，面前摊着那本从北平一路带到延安、又从延安带到重庆的账本，封皮已经磨得发白。他又看了看右边：林菊端坐着，背挺得笔直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——那是日本女人的习惯动作，改了一年多，还是没改干净。再往前看：冯四爷蹲在墙根，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，缸子上有个弹孔，用锡补过。

苏婉清坐在贾玉振旁边，手里还拿着没放下的抹布。

“今天叫大家来，”贾玉振开口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是想说个事。”

他顿了顿，把烟叼在嘴上，没点。

“从今天起，希望公社的事，分分工。”

王墨水的眼睛抬起来，看他。林菊的背挺得更直了。冯四爷喝了口缸子里的水，咕咚一声。

“墨水管账。”贾玉振说，“所有的账，从今天起，全交给他。总账、流水、库存、采购、发放——全归他管。”

王墨水点头，没说话。

“林菊管食堂。”贾玉振说，“三百个孩子的饭，还有以后大人的饭，全归她管。人手她挑，菜单她定，账目每个月和墨水对一次。”

林菊微微欠身，像要站起来，又想起这不是在东京，是重庆，于是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四爷管安全。”贾玉振看向墙根，“巷子口、巡逻、外来人员、夜里值守——还是您老掌总。”

冯四爷“嗯”了一声，搪瓷缸子没放下。

苏婉清等着他说自己，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。她忍不住问：“那我呢？”

贾玉振转头看她。

“你？”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，“你有更重要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陪我。”

苏婉清愣了一下，脸腾地红了。

旁边王墨水轻咳一声，把脸转向别处。林菊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膝盖。冯四爷的搪瓷缸子停在半空中。

贾玉振摆摆手：“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——”他指了指书房的方向，“我写东西的时候，需要有人看着。第一个读者，第一个校对的，第一个骂我写得烂的。这个人，得懂我写什么，得敢说真话，得能在我写疯了的时候把我拉回来。”

他看着苏婉清：“这个人，只有你。”

苏婉清的脸还红着，但眼神变了。她看着贾玉振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轻轻点头：“好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贾玉振站起来，“各管一摊，各负其责。有事商量，没事各忙各的。散会。”

他把烟点上，往书房走。

走了两步，听见身后王墨水的声音：“等等。”

贾玉振回头。

王墨水站起来，手里拿着那本发白的账本。他走到院子中间，站定。

“玉振，”他说，“你刚才说分工，说得对。但有一件事，你没说明白。”

贾玉振挑眉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墨水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：“你负责写，我负责让这些字活下去。字写出来没人看，是废纸。字有人看没人护，是催命符。咱们分工，各守一摊——谁也替不了谁。”

他说得很平静，但院子里突然安静了。

冯四爷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停在半空。林菊抬起头，眼睛里有光一闪。苏婉清攥紧了手里的抹布。

贾玉振抽了口烟，慢慢吐出来。烟雾在晨光里翻卷，像什么无声的叹息。
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记住了。”

然后他转身，走进书房。

门关上了。

院子里安静了足足十秒。

然后冯四爷“咕咚”喝了一大口水，嘟囔了一句：“这俩读书人，说话怎么跟唱戏似的。”

林菊没忍住，笑了一声。

苏婉清也笑了。

王墨水站在原地，看着书房那扇关上的门，嘴角慢慢弯起来。

王墨水的“第一把火”，是从一堆烂账里烧起来的。

接手账房的第一天，他把所有账本抱出来，堆在院子里，像一座小山。冯四爷路过瞅了一眼，吓了一跳：“这是多少年的账？”

“不是多少年。”王墨水蹲下来，翻开一本，“是一年的。”

冯四爷凑过去看。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，有铅笔写的，有钢笔写的，有毛笔写的，还有直接拿炭条画的横杠杠。有些页码湿过，干了以后皱成一团；有些页码被老鼠啃过，缺了半拉；有些页码干脆就是烟盒纸、包装纸、甚至是从墙上撕下来的告示背面。

冯四爷看了三秒钟，放弃了：“这……这能看清？”

“能。”王墨水说，“就是费眼睛。”

他开始整理。

先分类：收入一类，支出一类，借欠一类，捐赠一类。再按时间排：从去年三月到现在，一天一天，一笔一笔。然后对账：库存里的东西，和账上记的对一对；借出去的钱，和借条上的数对一对；收到的捐赠，和登记册上的名对一对。

第一天，他对着账本坐到半夜，眼睛熬得通红。

第二天，他对着库存清点到半夜，手指磨出两个血泡。

第三天，他对着一堆说不清的账目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站起来，去找冯四爷。

“四爷，”他说，“有几笔账，我不明白。”

冯四爷正在巷子口蹲着，听他问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几笔，是万财叔自己贴的。”

“贴的？”

“嗯。”冯四爷点了根烟，“公社账上没钱的时候，万财叔就拿自己的积蓄往里垫。他不记账，说‘记那干啥，我又不找公社还’。后来何三姐看不过去，偷偷给他记了几笔——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些。”

王墨水愣住了。

“他垫了多少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冯四爷吐了口烟，“也没人知道。万财叔那个人，话少，事多，做了不说。要不是何三姐记那几笔，连这点都没人知道。”

王墨水站在巷子口，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他转身回去，把那几笔账重新誊了一遍。在“支出”栏里，一笔一笔写上：

“张万财垫付，大米款，三百七十元。”

“张万财垫付，煤油款，一百二十元。”

“张万财垫付，冬衣款，八百六十元。”

……一共十七笔，总计三千四百余元。

誊完了，他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，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：

“以上款项，系张万财先生生前所垫付。张先生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牺牲，此账永存，以为纪念。”

写完了，他把账本合上，放回柜子里。
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对着那棵刚发芽的梧桐树，站了很久。

冯四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后，没说话，只是站着。

两人站了一会儿。

王墨水忽然说：“四爷，我想从难民里挑几个孩子，教他们记账。”

冯四爷转头看他：“孩子？”

“嗯。识字的，算盘好的。”王墨水说，“我把他们教会了，以后公社的账，就能一茬一茬有人接。不像现在，我一个人，万一哪天我也……”

他没说完。

冯四爷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行。我帮你找。”

第三天下午，三个孩子站在王墨水面前。两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都是十二三岁。大的叫石头，小的叫二妮，最小的叫豆芽——不是真名，是逃难路上别人给起的外号。

王墨水看着他们，问：“会算盘吗？”

三个孩子点头。

“打一个我看看。”

石头先来。他拿过算盘，噼里啪啦打了一通，从一加到一百。打完，抬头看王墨水。

王墨水点头：“可以。你呢？”

二妮接过算盘，没打加法，打的是减法。从一百减到一，一个不错。

王墨水眼睛亮了：“谁教的？”

“俺爹。”二妮说，“俺爹以前在药铺管账，日本人来了，炸死了。”

王墨水沉默了一会儿，看向豆芽。

豆芽是最小的，瘦得跟名字一样，像根豆芽菜。他接过算盘，手有点抖。

“别怕。”王墨水说，“慢慢来。”

豆芽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打。他打的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，是乘法。九九八十一，八九七十二，七八五十六……手指在算盘上翻飞，噼里啪啦，像雨打芭蕉。

打完，他抬起头，眼睛里有点紧张。

王墨水看了他三秒。

然后他转头对冯四爷说：“这三个，我都要了。”

冯四爷点头。

王墨水又转回来，看着三个孩子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每天下午，跟我学记账。学好了，以后公社的账，你们管。”

三个孩子互相看看，眼睛里有光，也有怯。

石头鼓起勇气问：“先生，我们……我们能管好？”

王墨水蹲下来，和他们平视。

“张万财你们知道吗？”

三个孩子点头。万财叔，谁不知道？那个不爱说话、总是蹲在墙根抽烟的老头，那个冬天给他们发棉袄、夏天给他们熬绿豆汤的老头，那个在日本人打进来那天，冲出去再也没回来的老头。

“他管账管了一辈子。”王墨水说，“没出过差错。他走之前，把账本交给我，说：‘好好管。’现在我把账本交给你们——你们说，能不能管好？”

三个孩子看着王墨水的眼睛。

那眼睛里没有笑，没有哄，只有认真。

石头第一个点头：“能。”

二妮跟着点头：“能。”

豆芽用力点头，把眼泪憋回去：“能！”

冯四爷蹲在墙根，端着搪瓷缸子，看着这一幕。

他看见三个孩子围在王墨水身边，看他在账本上一笔一划写字。他看见王墨水把算盘递给石头，手把手教他怎么拨。他看见豆芽趴在条凳上，用铅笔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画数字。

他看见那棵刚发芽的梧桐树，影子慢慢拉长，又慢慢缩短。

他把搪瓷缸子举到嘴边，喝了一口水。

水是凉的。但他觉得胸口有一团火，暖暖的，烧着。

“万财，”他低声说，“你看见没？”

没人回答。

但冯四爷觉得，有人听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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